清華大學教授朱穎心就其中的綠色建筑標準“拿來主義”反駁道：“要知道，西方很多昂貴的‘零能耗’住宅，實際能耗比中國普通住宅還要高很多，而且占地面積大，難道中國也要走這樣的道路?”

       的確，無論從人均運行能耗，還是從單位建筑面積運行能耗來比較，中國都比發達國家要低得多。“這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在2013年年底舉辦的第十屆中外綠色人居論壇上，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江億結合10年來對國內建筑節能的研究表示，未來在國內建筑運行用能上限10億噸標準煤的總量控制下，國內建筑節能不能與“國際接軌”，即所謂的追求高舒適度，而應“在目前用能水平條件下通過技術創新來全面提高建筑的服務水平”。

        從國家能源總體規劃出發，建筑節能應實行“頂層設計，總量控制”，這是江億一直呼吁的理念。按照我國安全和科學的發展能源規劃，在進口量不超過30%以保證能源安全的條件下，未來用能上限為43億噸標準煤，分配到建筑運行用能上限則是10億噸標準煤。

根據江億對商業建筑、住宅建筑、農村建筑不同分類的用能規劃，未來商業建筑(除采暖外)的用能強度每年每平方米不能超過20噸標準煤，即每年每平方米70度電。

       據統計，商業建筑根據不同分類，每平方米每年的耗電量辦公建筑一般在30~50度，學校是20~180度，酒店是70~200度，商場則是100~300度，另外交通樞紐是100~300度。

      “怎樣實現平均70度電目標是一個難題。”江億表示，少數的城市標志性建筑可以用能高一點，但大多數辦公建筑每年每平方米得控制在60度電，學校建筑也要控制在40度電以內。“然而2000年前建造的大樓基本上能夠滿足上述要求，隨著未來建設規模、檔次、標準越來越高，目前國內已出現大量與美國用能水平接近的商業建筑，如果各種條件、標準、參數都與美國建筑一樣的話，其能耗必然與美國建筑接近或更高。”

       但也不是沒有辦法，目前有兩種路徑可走，一是“與國際接軌”，即高標準、高舒適，然后通過太陽能和高技術實現“零能耗”，這是西方國家的主要節能途徑。

       通俗來講，就是先定出標準，比如溫度、照度范圍，在此標準下，通過各種新技術去努力降低能耗。“就是把降低能耗作為優化目標，把舒適度標準作為約束條件，其結果就是約束性條件能夠達到，但降低能耗消耗目標則不能夠保證。”江億評價。

       在考察了多個零能耗項目之后，江億覺得上述路徑在國內并不可取，比如寧波零能耗建筑，建筑面積只占1500平方米，“但恨不得占用周圍5000平方米的土地來安裝太陽能光伏、熱水系統，還要用很多地下管道來蓄能，這肯定不是未來城市的解決方案”。

       另外一種路徑則是繼承傳統，堅持綠色使用模式，在目前用能水平條件下通過技術創新來全面提高建筑的服務水平。

      “這就是‘十八大’中強調的總量控制概念。”江億進一步解釋，先限定用能上限，不許超過約束條件，然后是通過目標函數來解決怎樣改善舒適性、改善室內服務條件。“這也是未來的生態文明之路。”

       其實，總量控制概念下的節能與環境品質提升并不矛盾，最重要的是發揮使用者的主動調節作用。

       而發揮使用者主動的調節作用在江億看來也是國內商業建筑能耗低于發達國家的根本原因之一，民用建筑與工業建筑最大的區別就是民用建筑為使用者服務，由使用者根據其意愿進行調節。

       這是建筑設計的基本出發點，也使江億10年來反復思考的問題——“集中還是分散，怎樣為了維持室內空氣質量而通風”有了著力點。

     “不能完全依靠機械系統，而忽視室內人員的作用。”江億總結，建筑要改善密封性，但可開窗進行足夠自然通風;機械系統應該盡可能分散，可獨立調節，盡可能不用集中式;在運行中要發揮室內人員的調控作用，不可完全靠自動化。“建筑、機械系統、使用者三者共同構成建筑狀態，而不僅僅是建筑與機械系統二者決定建筑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