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好來之不易的科研經費，在國家、社會、單位搭建的平臺上，讓這些經費能夠轉化為對國家發展、人民生活有利的科技成果，這是中國絕大多數科技工作者們為之努力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卻拿著國家資助的科研經費，搞科研造假。

       近日，山東常林機械集團破產重組揭開了該企業涉嫌項目空轉、科研造假的問題，引來社會和媒體的關注和議論。這家企業多次名列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發布的“中國機械工業百強”榜單，而且擁有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山東省重點實驗室，8年獲得科研經費15億元。

       以筆者的經驗，建有國家級科研平臺、年均能獲得近兩億元科研經費，這樣亮麗的科研實力，是中國絕大多數大學羨慕的。因此，常林的教訓值得對我國的科技評價與資助、監管等政策進行反思。

       以歐美國家科研經費管理為例，從制度上實行全過程監管，這與中國應該沒有特別大的差異。所有項目申請、立項、預算、過程管理、成果等，除涉及國家機密或商業機密外，均須向社會公開。如美國《信息公開法》規定：經政府批準的科研經費預算執行情況，在不違背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必須向公眾公布，接受公眾監督。在執行過程中，要嚴格按照預算執行；在結題后，有內部和外部審計，對經費的使用予以審查。

       而與中國不完全相同的有兩點：首先，對科研不端行為、造假或者經費違規使用，歐美國家則是予以嚴厲懲處。在法律上，如美國的《總監察長法》、《聯邦會計和審計法》等，法國的《科研指導法》、《促進研究及技術創新法》，賦予相關機構和法律部門對科研不端行為懲處權力。而且懲罰多數時候非常嚴厲。

        例如，2014年美國艾奧瓦州立大學助理教授韓東杓（Dong-Pyou Han），被法院認定偽造研究數據、提交不實報告以獲得政府資助等罪，最終獲刑57個月，罰款720萬美元，出獄后還要接受3年的管制。這樣的懲罰，對于科研造假會起到有力的威懾。

       其次，除了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學者一旦被認定存在學術造假行為，就會受到供職單位、學界和整個社會的懲戒。整個歐美社會的誠信環境也有利于遏制科研造假，一個人如果被認定有不端行為，那么他在整個學術界都難以容身，這一點很重要，也是我國需要借鑒的。

       筆者認為，誠信是科研的生命線，如果一個科研單位弄虛作假，騙得國家科技經費、騙得科技榮譽，而事后得不到嚴肅處理，這對中國科技、對中國創新的危害是致命的。

       另外，對國家和地方企業重點實驗室的設置也需要反思。2006年開始，中國有關政府部門在企業布局建設“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并將其作為國家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說這一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是問題也在隨之暴露。從2018年5月科技部發布的“關于99個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結果”看，有8個實驗室限期整改、4個實驗室未通過評估，12%的企業國家實驗室建設不達標。而常林集團的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2015年獲得批準，不到三年企業已經破產，也說明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選擇機制需要改進。

       正如媒體所報道，常林集團所謂“掌握核心關鍵技術的高端液壓產品”中一款液壓泵“是將日本川崎的泵的油漆涂掉，換上中川的標牌就通過了鑒定”。多么耳熟的故事，當年“漢芯”造假的手法就是這個模式。因此，筆者認為對于常林這種核心科研成果是否造假應徹查。若的確存在造假，應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目的是避免類似事件再度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