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某些“有害”、浪費“的消費行為額外征稅，會給政府帶來額外稅收，以致本來需要”抑制的行業反而會獲得政府支持，對卷煙征收消費稅本是為了限制其發展，但結果卻是鼓勵各地爭相開辦卷煙廠。

　　5月8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通知調整卷煙消費稅，將卷煙批發環節的消費稅稅率由之前的5%提高至11%，卷煙消費稅上調后，香煙價格應聲而漲，漲幅達10%以上。政府提高卷煙消費稅的目的正是試圖以這種“稅價聯動”的方式控煙，以期達到控制吸煙行為。

　　最近，消費稅調整動作不斷，2月份，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將電池、涂料也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1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宣布上調成品油消費稅，這是繼2014年11月和12月兩次上調之后，財政部在短時間內第三次上調成品油消費稅。與提高卷煙消費稅的目的相似，政府希望消費稅能發揮“杠桿”作用，希望這些調整能促進“節能減排”，推動污染治理，鼓勵新能源發展等。

　　從今年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傳遞出的信息看，政府準備調整消費稅征收環節和稅率，把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以期調節消費需求、引導消費行為，并間接地調整收入分配。依據改革規劃，消費稅改革將會在2016年基本到位。

　　我國的消費稅是在增值稅和營業稅之外，有選擇性地對特定商品課征的稅收。消費稅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籌集財政資金，而是調控，旨在通過征稅提高商品價格，以限制消費、調節貧富并減少對資源的浪費。政府希望消費稅能發揮調節作用，既引導人們理性消費，又促進分配公平。這看似合理，但由于對人性與市場的復雜性缺乏估計，這些美好的愿望最終往往難以達到預期結果，甚至適得其反。

　　消費稅扭曲市場競爭

　　稅收會造成超額負擔，稅收的這一特性也使得它不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合適工具。所謂稅收超額負擔是指稅收會扭曲經濟效率，造成無謂的損失——稅收造成的福利損失超過征收到的稅收收入。征稅是資源從納稅人向國家轉移，如果納稅的后果只是導致納稅人收入減少，而納稅人的行為和決策并不會因此發生變化，這是稅收的正常負擔，在這種情況下，稅收造成的福利損失等于稅收收入；但如果在這種正常負擔之外，納稅人的行為和決策受到了干擾和阻礙，這時納稅人的利益和社會利益都會受損，稅收造成的福利損失就超過了征收到的稅收收入，造成超額負擔。

　　關于稅收超額負擔，美國財政學家哈維·S·羅森與特德·蓋亞曾舉過一個例子：美國有很多城市對機場出租車征高稅以便從外來人口取得收入。一位乘機常客說他不愿意飛到波士頓，目的是躲避該市對機場出租車課征的10美元稅，而是經過芝加哥飛到新罕什爾州的曼徹斯特。另一位到俄勒岡州梅德福市的旅行者說，他為了躲避機場出租車稅，會先乘坐社會上的出租車到市區，再在那兒租一輛車(無稅)去機場。顯然，雖然這些旅行者并沒有直接支付機場出租車稅，但這種稅仍然使他們的境況變差了。

　　優良的稅制應盡量減少稅收超額負擔，盡量減少稅收對經濟的扭曲。消費稅對不同行業施以有差別的稅收政策，一邊優待某些產業而同時又歧視某些行業，納稅人可能因為身份不同而稅負不同，也可能因為經濟行為不同而承擔差異巨大的稅負，這種對不同納稅人及不同行業實施差異化政策的稅制造成的超額負擔是最大的，會極大地扭曲自由市場的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

　　國民財富的增長有賴于自由市場的競爭，稅收的職能是為公共服務籌集財政資金。很多人堅信應該通過消費稅調節經濟和消費行為，他們出于美好的愿望與善良的目的，希望稅收能成為調節人們生活和國民經濟的有力杠桿，但不管愿望如何美好，如果不尊重市場規律就會事與愿違。人們懷著單純的目的期待政府能出臺各種管制措施和懲罰性稅規，但這些措施最大的惡果就是導致政府規模膨脹，并侵犯個人自由、扭曲經濟運行。鑒于稅收調控的種種惡果，我們必須時時警惕那些試圖干預經濟的稅收政策。創造財富的是自由市場，除非有充足的理由和充分的證據，否則不要主張政府干預自由市場。

　　消費稅難以達到目的

　　在市場交易中，購買行為只要不是強買強賣就是合理的，人們要消費更多商品，就要花更多的錢，所謂“占有”更多資源的人本身也付出更多的“代價”。消費并不是什么罪惡，而僅僅是正常的市場交易行為而已。如果對特定的正常消費行為額外加征消費稅，這本質上是對這種消費行為的懲罰，懲罰正常的交易行為并不具有正當性。只要是正常的交易行為，稅收政策都應該一視同仁，否則必然扭曲經濟，也會使稅制的效率受損。

　　消費稅懲罰正常的交易行為不但沒有正當性，而且事實上也達不到“抑制”某種消費行為的后果。首先，對某些商品有選擇性額外征稅，人們往往會選擇另外一種同質或相似的商品來代替，這就是要求消費稅擴大征收范圍，對同質的商品也征收消費稅，但在已有增值稅的基礎上再擴大消費稅會造成嚴重的重復征稅，相當于提高了增值稅或營業稅的稅率，使消費稅失去開征的意義。其次，對所謂高檔商品額外征收的“奢侈品稅”并非總是由富人承擔，現代社會的經濟形勢與消費水平變化很快，從前的“奢侈品”很快就會變成普通商品，而消費稅的調整又總是滯后的，這些“奢侈品稅”又最終由普通人甚至窮人買單了。另外，對某些“有害”、“奢侈”、“浪費”的消費行為額外征稅，會給政府帶來額外的稅收收入，以致本來需要“抑制”的行業反而會獲得政府的支持和鼓勵。卷煙產業就是一個例子，對其征消費稅本是為了限制其發展，結果卻反而因為征稅給地方政府帶來收益，而使得一些地方都在鼓勵開辦卷煙廠。

　　丹麥征收肥胖稅是一個用財稅政策干預經濟的糟糕例子。從醫學上來說，肥胖極易誘發多種疾病，如心血管疾病、中風、Ⅱ型糖尿病和某些癌癥等，這不但威脅著人的健康，也給北歐這樣的高福利國家的醫療保險系統和國家財政造成沉重負擔。于是，很多人就開始想各種抑制肥胖的辦法，美國和英國有人主張對導致肥胖的“垃圾食品”征重稅，以迫使食品生產商往產品中加入更健康的成分，另外還有人建議對導致久坐的現代娛樂方式如電影、電子游戲和DVD等課以重稅。

　　2011年10月1日開始，肥胖稅在丹麥成為了現實，從這天起，丹麥所有飽和脂肪含量超過2.3%的食品都必須繳納每公斤飽和脂肪16丹麥克朗(合約18.6元人民幣)，企圖用稅收杠桿引導民眾更健康地生活。但好景不長，丹麥稅務部在2012年11月的一項聲明中說，由于肥胖稅導致消費品價格上升、公司運營成本增加、工人失業風險加大，還導致丹麥人前往其他國家購物，決定從2013年起廢除這一稅種。這一年當中，丹麥人為購買肥胖食品多掏了2億克朗的錢，但并沒有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只是更多選擇了更加便宜、也許更不健康的產品。

　　丹麥肥胖稅取消了，但肥胖稅的思維卻不容易消失。通過有選擇性調控消費行為的稅收在我國過去幾十年里開征過很多次，比如1950年開征的特種消費行為稅對娛樂、筵席、冷食和旅館課稅，試圖將這四個領域內的消費行為限定在一定水平；1988年又開征了筵席稅企圖剎住社會上的吃喝之風；1989年政府又對彩電和小轎車征收特別消費稅，其目的是抑制消費需求，以緩解供求矛盾。現在看來，這些消費稅的效果并不理想，有些甚至成為笑話。

　　消費稅無法成為地方主體稅種

　　在目前的分稅制體制中，消費稅屬于中央稅，鑒于“營改增”之后地方稅的主要稅種營業稅開始淡出歷史舞臺，很多人希望把消費稅劃給地方，使之成為地方稅的主要稅種。另外，地方政府的財源因為土地出讓金的減少而日漸捉襟見肘，地方政府的財政缺口越來越大，將消費稅擴圍并作為地方政府籌集資金的辦法似乎也有其正當性。

　　本來，籌集財政資金是征稅的正當理由，但中國目前的稅負比較高了，政府應對財政危機的辦法不應該是再提稅，而應該是減少政府支出，包括控制不當投資、控制公款消費并壓縮公務員編制。從實際情況來看，消費稅實際數額也不具有成為地方主要稅種的潛力。根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14年國內消費稅收入為8907億元，僅為營業稅收入17782億元的一半左右，而全國土地出讓收入達到42940億元，營業稅和土地出讓收入規模是消費稅根本無法企及的，試圖把消費稅提升為地方政府主體稅種并不現實。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只能通過改革“大政府”，并依據事權重新劃定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來解決。

　　總的來說，消費稅并不能完全達到所謂抑制不當消費、調節貧富差距的效果，也不可能成為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而且中國的消費稅是在增值稅之外額外征收的，其征稅范圍都在增值稅征稅范圍之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消費稅改革方向應該是逐步縮小范圍，直至取消。